更能灵活的操作新媒体资源
2019-07-01 18:29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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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网络舆论的主要参与主体,大学生群体既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其自身也影响着网络舆论场。低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群体,在虚拟的互联网平台上易滋生不文明行为甚至是违法犯罪行为。调查发现,有18.8%的学生在网上聊天或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使用过不文明的语言或符号缩写;有61.8%的学生表示在聊天室或论坛中曾遇到过其他网友使用脏话或带有人身攻击的语言[4]。部分大学生还成了色情淫秽、暴力恐怖、侮辱诽谤等不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目前在高校中,大学生群体并未受到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他们的媒介素养更多来自于以往的网络使用经验,但这些经验不足以使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场明辨是非,文明行事。

教育是双向的、是互动的,对于媒介融合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而言,秉持开放、包容、平等、共享的互联网思维理念展开媒介素养的教育教学则显得尤为重要。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应该形成有机地互动,互补所长。所以,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双向有机运作则成为了必然。学者彭兰认为,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媒介使用素养,信息消费素养,信息生产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和社会参与素养。也就是不仅要将媒介素养的重点聚焦在媒介之上,还应该注意到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所以,高校的媒介素养课程建设中,应当立足于媒介而面向社会。笔者认为,媒介融合时代下的高校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在两大方向上进行发力,一是将媒介素养培养纳入到学校教育教学的体系之中,并进行精细化、发展式的建设;二是帮助学生形成自我规范,在实践中摸索出新媒体发展规律,自觉提升媒介素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各高校应清晰地意识到媒体融合时代所带来的对传统媒介素养教育工作的改变,并树立转型意识,不能再固守成规,一劳永逸,而是要发展、能动的看待媒介融合时代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切实地将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尤其是大学生的新媒体媒介素养作为培养目标。第二,各高校应联系实际,结合自身和学生群体特点展开媒介素养的专业或通识教育。其基础是课程教学的基础理念,即立足于社会生活实际,把握本校或本院专业特点,将媒介思维融入到课程设计之中。具体要求则是在梳理清楚媒介理论的前提下积极展开实践,着重培养学生的两种能力,即认知和使用:帮助学生有效地使用媒介资源,充分发挥媒介的最大效能,同时帮助学生能够明辨媒介信息,加强学生的媒介信息解读、分析能力,客观、理性地认知媒介信息及媒介事件。教育教学可至少从媒介意识、媒介文化、媒介生产、媒介伦理、媒介道德、媒介实践以及媒介与社会、文化等关系几个方面展开。教育教学中可以结合具体的、新鲜的、时下发生的媒介信息案例进行分析,强化学生的媒介伦理和法律意识,既不盲目轻信媒介上的虚假信息,又能够有效树立不造谣、不传谣、不发布消极信息的意识观念,在海量的媒介信息中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第三,教育者应首先掌握互联网思维下的媒体操作方式方法,基本熟练掌握微信、微博等各社交媒体软件的内容生产、编辑方式,还要实时更新思想,紧抓媒介发展动态,跟踪媒介热点现象,将课程切实地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第四,学校应该努力创造良好的新媒体氛围环境。大学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其中有许多活动可以与新媒体资源结合。例如校园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都可以让学生参与实践,并鼓励学校、院系、社团的学生开创自媒体平台,推动学生参与新媒体实践,设立专门的教师队伍对其进行垂直化辅导,并可设立相应的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学生进行实践创作。综上,笔者通过对媒介融合对大学生群体及高校媒介素养教育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和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可行性的操作方法。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是,新媒体的发展迅疾高效,这对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不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和觉醒,对时下发生的所有媒介动态进行能动的反应,并将之结合具体的工作展开横纵分析,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新的时代更好地迎接挑战,更好地把握机遇。

加强对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除了判断力和思辨力方面的“智育教育”外,还要注意对其进行网络使用的“德育教育”。首先,增强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可以将其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大学生自觉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网络道德观,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时,注意文明用语,避免参与到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理性发表言论,不成为网络暴力的施暴者。其次,增强对大学生的网络法治教育,将其和相关的法律课程、通识教育课程、选修课程结合起来,向大学生讲授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部分大学生网络违法犯罪案例,对其产生警示作用,增强其网络使用的法律意识。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受访大学生随着其所在年级的不同,对新媒介的认识、了解、使用情况均有不同。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利用媒介为自身服务的能力。在问卷的设置上,我们提出了“遇到问题,您是否会通过互联网寻求解决途径”来检测被访者的媒介素养,如表1所示,很明显,随着年级的上升,“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解决途径”的人数比例显著增长,“有时利用互联网寻求解决途径”的人数比例下降。而选择“较少利用”和“从未利用”两个选项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且随着年级上升,选择“较少利用”的人数比例下降。故总体情况显示,大学生遇到问题时通过新媒介寻求解决途径的频率与年级高低呈正相关.同样的,在被问及使用新媒介上的信息时是否应该进行选择与辨析、对网络上传播的信息所持有的态度、对网络中传播的信息持怀疑态度时所采取的措施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时所得到的答案,经过卡方检验和相关显著性分析,可以推论出大学生对于新媒介的认识、了解、使用能力与其年级高低及学校级别呈正相关,换言之,大学生的新媒体媒介素养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

媒介融合时代对大学生群体所带来的改变是全面的,而对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下,媒介素养教育主要面临两大方面的难题。第一,媒介素养教育的工作难度加大。新媒体的信息传输特点是短、频、快,且呈现碎片化趋势。在传统媒体时代,教育者得益于传播渠道的闭塞、有限,可以将目光聚焦在主流媒体的信息生产、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研究。但在新媒体时代,内容的生产是双向、互动的,这要求教育者不仅要掌握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理论,还要全面、重点掌握新媒体传播、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生活现状加以横向、纵向的比对分析。加之当下大学生对互联网、新媒体的认知更为敏感,在使用上也更为娴熟,使得教育者在面对学生与新媒体的关系和一些全新的问题上难免捉襟见肘。第二,教育者的话语主导地位下降。传统媒体时代的学生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在新媒体时代,话语主体间的关系得到转变,传统的话语主体权利向传统的话语客体让渡,就大学生和其教育者的关系而言,大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中更愿意表达自我、张扬个性,对具有压制性的权利体制表示抗拒甚至采取反抗行动。对于传统的信息知识教化、灌输不再安于沉默,而是大胆发声,大学生和教育者之间的共识弱化。

前文中已经分析到,当下大学生群体的媒介使用频次极高,对手机等新媒体的依赖程度更强,尤其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社交软件的诞生使得大学生将现实生活的社交关系网转移至虚拟的网络平台之上,因其便利、快捷、人性化的社交平台建设而弱化了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生活参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表露转化为了虚拟空间的身份隐匿。在许多如微博、知乎等社交、咨询平台上,信息发布者可以使用化名来隐藏自我的真实身份,从而为其言论的发表提供一层“保护衣”。可以看到,针对于某一社会热点事件的舆论表达中,不乏激进者、消极者,更有甚者在网络上发布恶意信息混淆视听、恶意煽动。有些高校大学生在其中也扮演了负面角色,肆意发布不良信息,参与不当言论话题讨论,对明显的反道德、反伦理的信息不加以抵制而是不断炒作。其背后所彰显的不仅是学生对媒介消费的随意性,更是伦理、法律、道德意识的淡薄。

媒介素养的一项重要构成部分即是受众对媒介的认知能力。许多学生受到所学专业的知识结构、思维逻辑的局限,缺乏基本的人文常识、事实判断,而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内容包罗万象,某些网站和平台为了获取流量而采用“标题党”、夸大事实等方式方法对信息加以生产编排。这些信息极具误导性、诱惑性,还有的信息本身即是虚假信息、谣传言论,但却采用了极具网感的生产编辑方式而获得了大学生的关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面对这些信息时,大学生群体往往极易受到蛊惑和诱导,缺乏基本的事实判断能力,对该类信息中出现明显的矛盾、错误无知无感、视而不见,一经在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组和微博中发布或转发往往会受到好友的关注和二次传播,从而导致消极影响的扩大。

在众多有关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献中,研究者较多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教育手段和方法,而鲜有对教育内容的具体探讨。学者卢峰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媒介素养之塔,卢峰根据人们使用媒介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将媒介素养划分为媒介安全素养、媒介交互素养、媒介学习素养和媒介文化素养等四个由低到高的层次,并将每个层次的学习具体为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媒介安全素养要求媒介使用者清醒认识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具有基本的伦理观念和法律意识,拥有批判和质疑能力;媒介交互素养主要指媒介使用者利用媒介与他人进行交流的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是新媒体时代参与式文化的需要;媒介学习素养主要指使用媒介获取知识、学习技能、促进个人良好发展,是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环节;媒介文化素养则强调使用媒介时文明、民主,涉及文化自觉、国家主权等方面,是“媒介素养之塔”最高层次的要求,常被看作媒介素养教育的终极目标。④研究者以“媒介素养之塔”为理论基础,在青岛地区部分高校开展了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新媒体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29.7%的学生在使用媒介时能够意识到保护个人隐私、人身和财产安全,自觉抵制有害信息;分别有46.3%和37.4%的学生有过个人信息泄露和参与暴力网络游戏的经历。大学生接触媒介的动机主要是休闲娱乐、网上购物、人际交往、打发时间,而运用媒介进行学习交流的比例仅占15.6%,76.3%的学生能够使用互联网进行有效信息搜索(如使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8.6%的学生承认自己不会搜索信息。当问及做作业或写论文中的网络抄袭情况时,69.7%的学生承认有过从媒介抄袭文章的经历,只有约30%的学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86.5%的学生通过互联网转发消息时不会考虑其真实性;面对媒介上明显有违科学常识的报道,11.8%的学生会同媒介联系、要求其纠正;近90%的学生会怀疑报道的真实性,但持事不关己、不予理睬的态度。在社交媒体或论坛上发表言论时,32.6%的学生能够做到合理表达,大部分学生承认经常利用社交媒体宣泄个人情绪,而较少意识到利用媒介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调查中,68.4%的学生承认不了解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这种状况与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环境的日新月异、社会文化的快速变迁显得格格不入,加强和创新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迫在眉睫。

当代大学生是伴随新媒介成长的一代,是新媒介时代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他们是接触新媒介最多、运用最频繁的群体,见证了它的普及、发展以及每一个重大变化,但由于知识结构、文化程度、经验累积等个人差异,大学生群体的新媒介素养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建构主义认为内因、外因相互作用会影响认知的发展,客观的知识结构通过个体与之交互作用而内化为认知结构,并进一步指出认知是对信息的加工,它包括:基本过程和二级过程,基本过程是收到刺激时马上发生的,是粗略、不自觉的过程,而二级过程则涉及有意识的控制,受到主体意图、原有知识的影响。将建构主义的观点运用到新媒介素养中,便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大学生群体,不同的学校、年级媒介素养会有明显差异。虽同为大学生,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其原有知识结构和储备更是因为年龄、成长经历以及个人经验而有所不同,当遇到新媒介的外界刺激,大学生群体对信息处理、加工、使用的过程受到原有个体意识、经验的影响,相互作用下产生对新媒介的认知势必会有所差异[9]。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新媒介素养的建构也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新媒介在不同个体身上发挥着不同作用和影响,不同类型的大学生对新媒介的接触、理解判断、使用自然也不可能一致地保持某一水准。

新媒介的产品特征以及它所营造的媒介生态都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大学生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并从小与“新媒介”亲密接触,因此他们的新媒介素养普遍较高;但新媒介“新”“快”“多样化”“互动性”的产品特征以及它所塑造的新的媒介生态环境决定了新媒介素养不可能整齐划一,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有能力和精力在短时间内去培养和完善自己的新媒介素养,也有不少青年学生因为原生家庭、经济条件、地域环境等因素,无法很好地融入新的媒介环境去科学、合理地使用新媒介。新媒介的客观属性导致大学生群体内部新媒介素养产生差异[8]。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我们所想要研究的问题在于本校学生的新媒介素养现状如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有差异,那么是由于怎样的因素而导致,是否同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经济环境和媒介教育经历有关。因此,本次调查中,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是知识水平、媒介教育经历、经济环境状况对本校学生新媒体媒介素养有影响,通过概念操作化,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本次调查研究的三个研究假设:1.研究假设一:大学生新媒介素养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由于大学生中存在着不同年级的划分,我们认为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的新媒介素养要高,即所读年级越低,其新媒介素养则呈现依次降低的状态。2.研究假设二:拥有媒介教育经历的大学生其新媒介素养高我们的研究假设认为,受过新闻传播方面教育或者有接触过这方面书籍、影像等资料的学生的新媒介素养高于没接触过这方面资料的学生;再者,有过媒体实习经历的学生的新媒介素养要高于没有实习经历的学生。3.研究假设三:经济状况对大学生新媒介素养有影响由于大学生的经济水平有差异,我们的研究假设认为不同的经济状况的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新媒介素养,自身的经济状况对于其新媒介素养有着一定的影响。

第一,媒介素养教育意识与媒介发展内在需求不对称。媒介融合,不仅仅是媒介之间的融合,更要求思维意识的融合,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更迭观念,依然使用传统的逻辑思维来指导媒介素养教育工作,且传统的教学话语主体不懂得、也不认为应该打开思维壁垒,开拓眼界,加强互动,墨守成规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则是主客体间话语矛盾生成和激化。媒介融合的内在要求是“以人为本”,其基本的操作理念也是充分挖掘人的潜能。高校大学生对新媒体的热度已经充分证明了学生作为新媒体的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能动价值,只有将学生置于媒介融合的具体语境中去分析,将媒介融合对各媒体平台的影响、对融合的内在要求进行把握才能有效确立教育教学目标,完善教育教学计划。第二,教师队伍建设不够完善。现在许多从事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是接受传统媒体教育理念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于新媒体发展的把握相对偏颇,依然固守着基于传统媒体的媒介素养理念展开教学工作,墨守成规、封闭陈旧的思维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对互联网的认知仅停留在表层状态。媒介融合时代的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吸纳相关的专业人才,完善教师队伍建设。第三,教育与实践相割裂。在媒介融合时代,虽然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信息生产、发布、集散平台繁多,内容生产形式也更加丰富,但许多媒介素养教育者依然采取“新瓶装旧酒”的教育方法。许多教育者所固守的媒体发展理念是将基于传统媒体逻辑进行生产的信息内容套用在新媒体平台上即算完成“媒介融合”,这是一种“信息+渠道”的物理层面的叠加,依然是一种注重内容而弱化实践效果的工作模式。就该种思维观念指导下的媒介素养教育,也依然保持着“知识+传输”的传统模式,该种媒介素养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未能充分传递正确的媒介融合的理念,无法建立媒介融合的知识框架,二是未能符合大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心理,对新媒体的实践或停留于口述或停留于思想,未能真正付诸于实践行动,学生依然无法得到相应的媒介素养的提升。

摘要:在媒介融合全面渗入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当下,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再一次显现出了其存在和设立的必要性、紧迫性。一方面,新媒体对受众的激活使得传统受众由媒介的单一受众转变为参与者和生产者,媒介环境的改变带来的是社会文化全面变革的连锁反应;另一方面,新媒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利弊影响也需要我们客观、理智、辩证地分析。本文以大学生为研究主体,以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为研究对象,从媒介素养教育在当下的必要性出发,考察分析媒介融合时代大学生与媒介关系的变化和影响,总结出媒介融合时代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难点及其成因,并为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可行的策略方法,完成从主体出发再回归到主体的分析。

蒂奇诺提出的“知识沟”理论曾阐述道,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10]。新技术新媒介的发展给所有社会成员带来的利益并非均等的。在任何一项新技术发展的早期,首先受益的会是那些传播活跃,既有信息储备量大的社会群体,对新媒介技术及其传播内容接触和使用需要相关知识,这对信息能力较弱的人是不利的。而这些接触新媒介具有先天优势的人群,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倾向于经济状况更为良好的大学生。良好的经济状况使得这部分人群通过更早地采用和熟练使用先进技术和设备,能够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除了经济条件以外,对于媒介素养知识沟形成的因素,还包括不同人群在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较大的阅读量,这有助于他们对公共事务或科学知识的获取。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从先前的大众传媒和正规教育渠道得到的知识越多,而这又更有利于他们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媒介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知识沟不断出现,往往是旧的知识沟尚未消除,新的知识沟又已形成。

舆论是指公众对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2]。网络舆论是指通过互联网反映的舆论[3]。新媒体的普及使得特定事件发生后,通过互联网平台能够快速广泛传播,网民能在互联网平台上畅所欲言形成意见、情绪和态度的集合体,短期迅速的爆发网络舆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不均,生存的压力,加上浮躁的社会风气,易滋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映射在互联网上就易爆发网络舆论,甚至在线上线下引发群体性事件,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加上我国在风险管控和舆情管理方面能力的欠缺,网络舆论已成为了一个备受政府、官员、学者以及各类机构关注的问题。从2016年发生的“女子酒店遇袭事件”“魏则西事件”“陆家嘴视频事件”到近年来发生的“许霆事件”“邓玉娇事件”“药家鑫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郭美美事件”等重大网络舆论事件中,都不乏看到、听到大学生群体对这些事件的言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对网络舆论的关注和参与度甚至超越对其自身的关注。

台湾学者吴翠珍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本质是在思辨人的价值问题,其终极目的也是促成个人的释放和赋权。吴翠珍将“赋权”解释为“个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体及其内容,进而通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督促媒体改善内容,乃至培养公民产出创意的、良性的、教育的讯息,共同建构社区品位,从而提高社会的文化品质”。③随着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作为新媒体的重要使用群体,大学生的释放与赋权有了更好的实现途径,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学生利用媒介表达自我、影响督促媒介、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必要。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为信息的制作、发布与反馈提供了平台,增强了大学生面对媒介的能动意识和参与意识,这也要求传统媒体环境中批判意识为主的媒介素养范式,转向新媒体环境下以参与为核心的新媒介素养。通过赋权与参与意识的培养,提升大学生负责、理性的媒介表达意识和能力,最终形成通过负责理性的媒介信息传播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另外,我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传媒制度和媒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依然是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目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信息跨越国界广泛流动有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价值冲突与文化多元广泛存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一样,具有信息发布者自己的意识观念、价值追求和社会认知,与传统媒体相比,其个人化的倾向更加明显,信息的选择更容易受媒介的经营理念、盈利目标、点击需求以及更宏观的新媒介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培养大学生媒介辨识和批判能力,提高对不良信息的批判和抵制能力,也显得非常必要。在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中,针对我国特殊的传媒制度和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发展状况,虽然释放和赋权是终极目标,但在当下,也许信息甄别、辨析与批判、释放与赋权、媒介参与等诸多范式在不同情况下互相穿插、系统运用反而是一种恰当的模式选择。

(四)提升大学生群体的新媒体媒介素养,从根本来说需要提高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从“知识沟”的角度来看,受教育的程度与接收新事物、理解新事物、利用新事物之间存在良性循环关联。这里说的“受教育”,不单单指学校在课堂上提供的知识内容,还包括对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健全人格塑造,价值体系建立等等方面。从这一点看,这与高校“教书育人”“以德育人”的基本宗旨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提升学生的新媒体媒介素养,正是高校实现“育人”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将“媒介教育经历”划分为两个维度,分别为是否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的书籍影像等资料、是否有在媒体行业的实习经历。以是否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的书籍影像等资料为例,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数为916,其中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的书籍影像等资料的学生样本数为364,占总数的39.7%,非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样本数为552,占总数的60.3%。例如:在“您认为在使用新媒介获取信息时是否需要选择和辨析”一题中,在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的书籍影像等资料的学生样本中,有209人选择了非常同意,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57.4%;141人选择了同意辨析,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38.9%;14人选择不同意辨析,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3.7%.在没有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的书籍影像等资料的学生样本中,有211人选择了非常同意,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38.2%;311人选择了同意辨析,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56.3%;30人选择了不同意辨析,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5.4%。通过对图1和图2的比较可以看到,同意对新媒介传播的信息进行辨析,其中接触过新闻传播类相关资料的学生中选择“非常同意选择和辨析”的比没有接触过的高19.2个百分点,而选择“不同意选择和辨析”的比没有接触过的学生低1.7个百分点。经卡方检验得出接触与否与选择辨析之间的sig值为0.018,显著性明显,说明是否接触过新闻传播类相关资料这一因素影响着大学生对信息的选择和辨析行为,我们可以推断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资料的学生在选择和辨别信息方面的媒介素养更高。同样的,在“对信息怀疑时会采取何种手段进行查证”“新媒介对其生活影响程度”“是否经常在网络上发表看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时,通过对所得数据进行卡方检验,得出sig值均小于0.05,显著性明显,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资料的学生更倾向于利用新媒介查证信息,更能正确、有效地利用新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参与使用新媒体的频率更高。综合推断,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资料的学生新媒介素养整体略高。

国内外对媒介素养的探究由来已久,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广义上的媒介素养指向的是广大的媒介受众群体对媒介信息的批判解读能力和对媒介的使用能力。而上世纪三十年代,自英国学者李维斯和汤普森合著的《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的意识》一书出版之后,西方国家便逐步将媒介素养纳入到学校教育教学体系之中,并力图能够及时应对媒介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早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一种保护主义的视角,将媒介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或是群氓文化的代表而加以抵制,媒介素养的教育理念也是出于避免学生受到媒介文化的消极影响而展开。而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伊始,随着媒介文化的发展,保守的精英主义分子开始逐步意识到媒介文化所带给精英主义文化的抵抗、消解力量,并开始冷静地分析媒介文化所携带的利弊影响,开始在学校的媒介素养教学课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辩证地面对媒介文化的意识观念。随着媒介文化如火如荼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逐步加深加强,媒介素养课程开始帮助学生理性认知媒介文化后的话语权力,批判性地解读媒介信息及文化现象。发展至今,当面对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时,媒介素养教育则必然迎来一轮崭新的变革。就我国的具体语境而言,媒介素养教育虽然一直被呼唤、被需求,但却一直处于初级的发展状态。许多高等院校依然固守着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关于媒介素养课程的建设是专业的传媒院校和学院应该考虑的事情,如果本校还未开设传媒学院或相关专业,大可不必对其进行专门的学科建设。其实,这样一种观念可以追溯到我国传统媒体时代关于大学是否应该开设媒介素养课程的探讨,但我国的传媒业在当时的发展还未成气候,传媒的话语权依然掌握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手中,在媒介信息内容生产匮乏,信息传播渠道窄化、单一的年代,受众信任并依赖主流媒体话语,媒介素养课程在大学期间开设的必要性不甚明显。但时至当下,我们必须清晰地意识到,媒介素养已经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在大学开设专门的课程是刻不容缓。媒介融合实现的前提是新媒体的崛起,对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媒介生态上,更是与每一个媒介的受众个体息息相关。当下的大学生多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新媒体思维逻辑和使用习惯,而新旧媒体不断撞击、融合也给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也显示出了必要性:一方面,新媒体的赋权使得传受界限得以跨越,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在当下完全转变成为了一个能动的生产者,大学生作为媒介使用的活跃人群,更是在新媒体全面渗入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成为了发声者,如何让学生在媒介融合时代更有效、更合理地利用媒介资源成为了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新任务、新挑战;另一方面,新媒体虽然弥补了传统媒体的自身障碍和弊端,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形式、反馈等诸多方面带来了积极地提升和影响,但同时也应意识到,新媒体的信息生产、发布门槛较低,海量的信息之中鱼龙混杂,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处于思想变革和定型期的大学生极易受到消极信息的影响,帮助大学生保持清晰、冷静、理智的头脑来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则成为了当下高校教育难以推卸的责任,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也显得格外重要。所以,不仅是专业的传媒院校和学院需要专门开设媒介融合时代下学生媒介素养培养的课程,甚至每一所院校都需要开设相关的专业课或通识课程,进而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增强学生的媒介使用意识,培养学生的媒介使用习惯。但就目前的发展来看,许多院校还未能将媒介融合时代下学生的媒介素养问题当做教育教学和思想引导中的重要工作,依然在观望甚至忽视。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群体,有较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对互联网存在着依赖性,他们活跃于虚拟网络,思维发散,言语激进,有较强的维权意识,但易受情绪影响,缺乏理性。大学生群体的这些特点使得他们积极参与到网络舆论中去的同时,也增加了网络舆论的不稳定因素。加上互联网平台匿名性、虚拟性的特点,更容易导致非理性行为的发生。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的大学生,就容易在互联网上发出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出现极端化行为,形成网络暴力。根据《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的社会舆论分层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仍以10~39岁人群为主,占整体的74.7%。“80后”“90后”是互联网应用主体人群,“95后”“00后”人群作为新生代网民,正在逐步重塑网络舆论的基本形态。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舆论主体中的重要群体,在网络舆论监管工作中不可忽视。

一直以来,精英文化站在大众文化,或群氓文化的对立面而牢固地把握着传统媒体时代的话语权力,在媒介融合时代,新媒体为广大受众的赋权使得精英文化的话语权力不断被解构,并全面迎来了双方话语权力的交锋与对垒。大学生身处于高校之中,接受的是崇尚精英主义文化的教育,虽然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辩证地吸纳着来自大众文化的精髓,但也一直未曾放弃批判的思考。但现如今,许多高校大学生开始逐渐向群氓文化表示认同,甚至积极参与内容生产与创作。在新媒体的信息咨询平台上,不少大学生乐于在绯闻八卦、色情暴力的信息上驻足观看,不仅参与讨论甚至广泛传播。一些新媒体社交软件所开设的交友功能和一些交友软件更是将在校大学生视为主要消费群体,通过这些功能和软件所进行的不加甄别的社交导致了大学生诈骗、暴力甚至凶杀案件的频繁。尤其在网络直播于2016年全面盛行开始,许多大学生便投身进网络直播的浪潮之中,许多学生怀揣着“一夜暴富”、“网红”的梦想在网络直播上极尽手段展示自我,甚至不惜传播低俗、色情的内容。

在此次问卷设计上,我们通过每月可支配生活费用指标来体现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在本次关于大学生新媒体媒介素养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经济状况对大学生新媒体媒介素养有显著影响。调查数据显示,不同经济状况的大学生,在对网络信息持怀疑态度时,其应对策略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即经济状况越好,通过上网搜索资料查证信息的概率越大,与朋友讨论持怀疑态度时的网络信息的概率越小。此外,经济状况不同的学生,在以怎样的方式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上体现出不同的态度取向及趋势。从调查数据看出,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大学生利用网络发表看法的频率是上升趋势,其新媒体素养随经济状况上升而上升。同时,在此次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同经济状况的大学生,在面对新媒体信息选择与辨析时,其所持态度无明显差异;在对网络信息所持态度方面,具有一致性;在是否会遭遇网络诈骗以及新媒介对其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并无明显相关性。综合以上各大因素,并从总体趋势而言,本校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与其经济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状况越好,其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越好。

从大方向上来看,媒介融合时代从两个方面对传统媒体进行了革新:技术与内容。媒介融合能够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技术的突破,微博、微信、网络直播等自媒体平台的建立为每一位曾经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进行赋权,“人人皆可发声”成为了可能。平台的建立、传播渠道的打通必然带来的是对传统主导话语权的解构,来自民间的声音呈现出了与传统主流媒体不同的话语景观,内容的取向更加的多元、新鲜,信息量更为丰富。现如今的大学生群体都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他们更熟悉互联网的逻辑思维,更能灵活的操作新媒体资源,就此而言,大学生群体在媒介融合时代呈现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大学生媒介身份的变化。大学生群体不再局限于媒体内容的接受者,而是转变为了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大学生更愿意交流、表达,而新媒体的交互性、包容性、低门槛使得这一群体的诉求得以满足。作为传统媒体的被动接受者,大学生仅能接收到来自主权话语的规训和信息,反馈机制的不健全和局限,使得该群体既不能够自由的表达意愿,也不能能动地生产内容。新媒体的赋权完全突破了这种障碍,大学生可以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上主观地表达自我,一些新媒体信息交流平台,如知乎、思达派等鼓励并仰仗大学生的观点表达,新媒体视频网站也通过各种方式提供用户以交流、表达渠道,比如弹幕、留言板等形式。可以说,人人手握话筒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实然。第二,大学生媒介思维的变化。媒介融合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基于互联网的共享性和开放性,这使得大学生群体在内容的生产上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在传统媒体时代,大学生囿于信息接收渠道的闭塞、单一,其媒介思维也相对封闭,只能依靠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来有限地彰显自我。而在媒介融合时代,大学生的媒介思维变得开放,他们不仅乐于在新媒体平台上“晒”出自己的生活,更使得他们对自我观点的表达、与他人观点的交流成为了可能。这些观点不仅仅局限在对自我生活状态、人际关系的认知,更是涵盖了对社会、文化、政治的表达。第三,大学生媒介实践的变化。媒介融合时代完全激活了大学生的内容生产能力和潜力,对自我和某一群体的媒介话语实践也呈现出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走向。微信、微博已经为大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信息生产和交流的平台,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限于其社交圈子的框定,而对微信公众号、网络直播等新媒体的使用则完全跨越了有限的社交圈,走向了更为广大的公众视野。无需更多的限制,大学生便可以在多种新媒体平台上自由发声,其中更有获得高关注、高热议、高流量的学生个人和群体,其对社会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三)提升大学生群体参与和使用新媒体信息的能力,高校要引导大学生正确实施媒介行为拥有媒介教育经历的大学生其新媒介素养更高的调查结果鼓励我们尽早开展新媒介教育并予以实践。我国高校教育一直存在着重理论而轻实践的顽疾,在培育好学生形成健康的媒介素养后,高校应适当引导学生将理性的认知和判断诉诸于实践,产生积极的实际影响。高校可利用现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各类新媒介实践活动,如创建校园手机报为全校师生发送每日新闻和生活信息,使学生感受到校园新媒介的便利性[15];搭建校园博客或者学习社区网站,鼓励学生对其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互动;鼓励学生全方面了解新媒介知识,并积极使用新媒体,投入到参与制作新媒体信息中来……学生只有体验新媒体信息的策划、开发与设计的全过程,才能够切实理解新媒介传播信息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主动地去提高自身的新媒介素养。

网络平台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言的“公共领域”,形成了集结多元观点的网络舆论场。不同的价值观念在网络平台上经常出现冲突现象。经常关注网络舆论但缺乏媒介素养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对不良舆论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和思辨力,就易受到譬如色情暴力、国家分裂、民族偏见、宗教歧视、恐怖主义这些不良思想的侵害,在其行为和思想上都会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部分大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而稳定的价值观,就很容易使他们迷失在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中。他们的道德判断力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变得十分脆弱,易受到不良思想的侵扰。

大学生群体易受到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究其根源在于对网络舆情的判断力和思辨力的不足。提升大学生对网络舆情的判断力和思辨力是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一方面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发挥网络舆论的教育作用,引导大学生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客观看待事件中涉及的各方,提升其独立思考的能力。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的自媒体在校园内部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舆论引导,进而建构大学生群体对网络舆情的正确认知。在日常的网络使用中,要让大学生学会批判的解读网络信息,对网络信息自觉加以辨别,自主获取有益的信息,摒除有害的信息,使网络为己所用。互联网虽然是一个虚拟平台,可以匿名发表言论,但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应提高大学生的自律力,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在虚拟网络中注意个人言行。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引领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告别了以门户网站为主体的第一代互联网技术,如今的新媒体技术更强调信息的去中心化、重视受众的参与性,无论是腾讯qq、msn、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还是备受青睐的各种ugc(用户生产内容),无不强调受众参与和用户体验,它们正以积极的姿态步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构建了全新的参与式文化体系。“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culture)”这一概念由麻省理工学院亨利詹金斯教授在其著作《文本盗猎者》中提出,随着媒介技术的汹涌发展,普通公民通过对媒介生产过程的参与由媒介消费者变为媒介生产者,技术与社会的双重变革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态。①新媒体引发的变革不仅是信息传受模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极大推动了参与式文化的发展、个体交往和互动的重建及社会变革的推进。时至今日,随着新一代互联网覆盖范围的不断拓展,参与式文化已成为一股正在崛起的全球性文化潮流,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媒介化社会和参与式文化的语境下,媒介素养被誉为与“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相比肩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②大学生是新媒体时代主要受众群体和参与者,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对象。印刷时代的媒介素养侧重于培养受众面对大众媒介的批判意识,随着媒介与社会的双重变迁,新的传播系统和文化体系对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个体的媒介素养不再局限于知识和技能的层面,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文化修养方面的提升。在全民参与的时代,注重“媒介参与”的新媒介素养逐步取代了强调“媒介批判”的传统媒介素养,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亦须因时而变,在目标、理念、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不断创新。

伴随着媒介融合所带给大学生群体的这三种变化,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看到其所带来的影响。新媒体弥补了传统媒体所固有的缺点,使得大学生在媒介融合时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而这种新媒体所带来的一个最直观的影响即是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的媒介化。大学生对媒介的依赖程度逐渐升高,在新媒体的使用时间、使用频次上也逐步攀升。新媒体已经强势介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之中。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媒体平台社交取代现实生活社交。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便利使得大学生将社交圈逐步由现实生活转到媒体平台上,大大削减了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时间。以微信为例,它有效地将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导流到了平台之上,通过平台上的各种形式如朋友圈、群组、视频音频聊天等加之丰富、搞笑、极具网感的表情包、图片的使用让大学生群体对这一社交平台更为依赖,并成为了与他人沟通、交流的主要场所。它的这些功能也使得以往点对点、点对面、面对面的线下沟通完全可以在平台上操作完成。第二,社交圈强弱关系的转换更为频繁,社交关系聚合更为便捷有效且粘合度更高。新媒体的便捷、人性化使得大学生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强社交关系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媒体社交平台上的人际关系建立。微博的标签、兴趣等功能以及微信的摇一摇等促使了社交平台上的弱关系社交网的建立,只需要简单的操作便可以和其他人成为好友或关注者、被关注者,同时现实生活中的强社交关系也将社交网络在新媒体社交平台上不断地渗透和交叉,两个陌生人可以迅速的因共享同一好友而成为一个群组中的“好友”。但无论是主动建立的联系还是被动建立的联系,因某种共同的爱好、兴趣或特征,使得这种新媒体社交平台的弱关系可在线上或线下成为强关系。因共享某一相同点如爱好或目的而建立起的关系网具有强大的粘合性,大学生更乐于在属于自己的社交圈中进行网络生活,同时发布和获取信息。第三,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大学生信息获取的主要来源。智能手机的普及、形式多样的资讯app的开发、各种朋友圈、好友圈的建立已经让信息的传播从传统主流媒体的一人独大的藩篱中解救了出来。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各大新媒体,都已经开始通过公众号、app抢占流量,获得关注。甚至对新闻信息的获取也不需要再依赖主流媒体,今日头条、澎湃新闻等app已经成为了大学生主要的新闻信息获取来源。

(一)提升大学生群体认知新媒体信息的能力,高校要逐步地普及媒介素养教育我们的调研显示,拥有媒介教育经历的大学生其新媒介素养更高,这表明学校教育是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切实可行的系统化途径。这种教育途径更多的是从理论上提高媒介素养,是一种比较基础、全面的教育。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更应该加紧步伐系统指导和全面统筹,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高校教学体系,在理论上传授大学生关于媒介信息认知的基本原理,从基础上引导大学生正确解读媒介信息[11]。高校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选择合适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模式、设置合理的课程框架和课程评估体系、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探索和创新媒介素养教育的新方法等措施来提升大学生认知新媒介信息的能力,并且让大学生了解新媒介的性质、特点和运作流程[12]。

(二)提升大学生群体分析判断新媒体信息的能力,高校要教授判断新媒介信息的方法随着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及传播呈井喷之势,信息管控、网民道德及公民意识等问题已不可回避,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媒介素养的培养显得越发重要。面对海量信息,如何评判其内容是学生群体亟需的必修课[13]。不同于认知能力,媒介批判意识的养成不能通过系统概念的学习一夕获得,只有在点滴的课堂教学、讲座及各类学生活动中慢慢培养起学生健康的媒介批判意识,将媒介判断方法渗透到不同的课程教学中,使媒介素养教育和其他课程教育共同开展能够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14]。

新媒体时代,技术的变革使得“人人都有了手中的麦克风”。网民借助互联网平台可以表达多元的意见和看法,这一方面使得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得到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使得网络舆论监控和管理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其中学生群体网民中占比达到25%,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用户群体[1]。大学生群体作为网民群体中的主力军,他们的态度、意见和情绪影响着网络舆论的走向,同时他们自身也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而要想促进网络舆论健康发展,同时减少网络舆论对大学生群体的负面影响,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重要手段。

在对青岛市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展开调研的基础上,笔者在所在高校开展了探索性实验,尝试运用心理学中的团体辅导方法面向大学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作为一种心理学中常用的方法,团体辅导注重参与和互动,通过团体成员间的互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激发个体潜能,是帮助健康人群实现自我成长的助人过程。笔者面向全校学生招募参与者,在8名志愿者的协助之下,围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开展了4次团体辅导活动,活动的主题分别是“我爱上网”“好消息、坏消息”“镜头对着我”“我来做广告”。团体辅导活动通过参与者讨论、展示自我,志愿者讲解、ppt展示、播放视频、传授网络互联网等新媒体知识,主持者引导和参与者分享等手段,帮助学生了解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双重功能,学习利用网络促进个人发展的技能,了解新闻生产和传播规律,学会正确区分媒体反映的现实和真实社会现实、合理宣泄和理性表达,培养参与者的表达意识和表达能力,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媒介参与意识,培养参与者思考、表达与创意能力,引导他们合理认识广告,养成理性的消费习惯。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研究者和志愿者通过观察、个人访谈、团体焦点小组访谈等方式搜集参与团体辅导的学生的变化,研究发现参与活动的学生有了以下方面的变化:了解了更多的媒介知识,认识到媒介现实与真实现实的区别;具备了一定的媒介安全意识,对媒介化社会可能给现实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掌握了更多利用媒介交流和沟通的技能,懂得如何合理合法地运用社交媒介扩展个人交往能力;获取了更多的利用媒介获取知识、增强技能、促进个人发展的素养,分析、传播信息的能力得到提高;懂得了文明使用媒介、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具有了更高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研究发现,参与活动的学生在媒介安全素养、媒介交互素养、媒介学习素养和媒介文化素养等方面都获得了较明显的提升。蓬勃发展的新媒体技术带来了媒介景观的巨大变化,催生着参与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须因时而变,努力发掘新媒体带来的有利因素,并注意化解其中的陷阱与危机,把握时代赋予的机遇,在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目标、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不断创新,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手段提高大学生对待媒介的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增强学生的媒介素养,培养学生运用媒介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触角已经渗入各个角落,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壮大和发展,信息呈现出爆炸传播的态势,电脑手机等信息终端的多元化让信息的随时获取成为可能。人们对信息的解读、对现实的理解、对价值的判断,无一不受到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能否理性使用媒介并有效利用媒介,对个人在信息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素养逐渐成为公民基本文化素养的延伸,成为每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媒介素养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崭新领域,特别是能够针对现实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和较强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还相对缺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和普及[1]。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快速成长期,他们对于新事物、新现象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较强的接受能力,将受到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影响[2]。然而,媒介竞争的日益加剧导致媒体信息低俗化、媚俗化倾向日益严重;媒介形式的多样化让大学生在媒介选择上产生了无所适从;对色情暴力、违法犯罪以及谣言信息的刻意渲染,使得正处于人格成长期的大学生,在汹涌而来的媒介信息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因此认识媒介、选择媒介、接触媒介,不断增强自身媒介素养,提高自身对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和批判能力、培养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利用媒介的能力,越来越成为大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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